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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叶辛:人世间其实没有“客过亭”  

2012-03-10 22:02:15|  分类: 转知青事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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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辛,生于1949年10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当代著名作家,知青作家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曾先后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等职务。1977年发表处女作《高高的苗岭》至今,共创作出版《我们这一代青年》、《蹉跎岁月》、《家教》、《恐怖的飓风》、《在醒来的土地上》、《三年五载》、《省城里的风流韵事》、《孽债》、《华都》、《上海日记》等50多部小说,涉及知青、儿童文学、农村和少数民族以及城市等不同题材。其短篇小说《塌方》获国际青年优秀作品一等奖(1985);中篇小说《家教》(上半部)获《十月》文学奖(1987);长篇小说《孽债》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1995);长篇小说《华都》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2004)。

 

印象:人生是一支“难以忘怀的歌”
  知道叶辛是因为《蹉跎岁月》。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对那段岁月并没有具体感知的人来说,那支“难以忘怀的歌”,仍深深留存在我的成长记忆中。
  1979年秋天,叶辛在贵州山区距川黔铁路制高点5公里左右的砂锅寨插队已有数年,他刚刚写完长篇小说《风凛冽》,开始写《蹉跎岁月》。这时的他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年近而立,尚无固定工作,未知中,写作成了他唯一的出路,尽管这条路上铺满荆棘。1980年他临时回到上海家中,有一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听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播新闻,其中大约有5分钟的时间提到了他的故事。叶辛知道,自己做了好久的作家梦在这一刻终于成为现实。
  这些往事,如今叶辛已经不大乐于提起。2011年5月的一天,在上海肇家浜路附近的一家酒店大堂里,62岁的叶辛坐在我的对面,他头发乌黑浓密,双眼明亮有神,腰板笔直,看上去依然那样朝气勃发。他带来了刚刚出版的新书《客过亭》,看得出,对这本书他非常珍爱。因为,这本书与《蹉跎岁月》、《孽债》一起组成了他的“知青三部曲”,很可能这也是他知青题材作品的收山之作。
  叶辛的“知青三部曲”呈现了知青一代链条式的三个阶段。《蹉跎岁月》写尽了当年插队知青的艰辛、苦难和爱;轰动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孽债》让读者了解到知青子女返城后的生活境遇;而《客过亭》则描写了刚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老一代知青们在21世纪的群体雕像,步入老年的他们,发现自己的心灵深处依然保存着一个无法泯灭的世界,于是他们结伴重返当年插队落户的山寨,期盼重新找回曾在那里蹉跎的青春岁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知青题材为创作主题的作家有二三十人,但时至今日,仍在坚持写知青的唯有叶辛。有评论家说,叶辛的创作,始终关注的是在相同背景下一代人的命运,关注的是人的心灵深处和精神世界。他的探索和追问,赋予了作品以文学的深度、力度和厚度,因而倍受读者和社会的关注。
  就在记者采访叶辛的同时,中国作协公布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目录,叶辛的这本《客过亭》位列其中,这也是对这位作家笔耕不辍的一种肯定。
  采访当天的下午,叶辛来到位于五角场的上海书城,签售《客过亭》这本书,并以老上海为主题进行讲座。讲座在书城内的大厅里举行,现场被布置成老上海的样子,黄包车、老弄堂、旧砖墙……在这里,叶辛讲起他的上海往事,眼神飘向远方,仿佛回到了记忆中的童年时代……

 

无法磨灭的知青印记
  记者:很多当年的知青作家,现在都不再写知青了,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又写了《客过亭》这样一部知青小说?

叶辛:2007年有一天,当年跟我一起插队的妹妹叶文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和当年在同一个县插队落户的一二十个老知青约好回山乡去看一看,也要到我们一起插队的砂锅寨故地重游,让我帮忙给他们在当地联系一辆车。回到上海后妹妹给我讲起这次旅游的见闻,十几天来那些老知青有说不完的当年和今天的话,这些人我个个认识,他们青年时代的音容笑貌在我记忆中历历在目。他们现在面对过去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心情?我就开始想要构思这样一部小说。去年4月,我们在重庆开会,经当地一家媒体记者的介绍和引领,我走进了一位生病的重庆知青陈俊的家中,他有“一段埋藏了31年的纯真爱情”。在我离开的时候,那个年轻记者一次一次地问我:叶老师,你会把这个故事写进小说吗?短短的一段路,她问了我6遍。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故事的确是一个好小说的素材。回到上海后,我捡拾起已有两年多的构思,动笔开始写作这部小说。

 

记者:我看过一些评论,说《客过亭》篇幅太短,故事没有写透。也有人认为叶辛的知青小说应该更厚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叶辛:《客过亭》这本书描写了6组人物故事,写了20万字,篇幅不长。其实我的主要意图也不是写这些故事,我听了很多很多故事,确实每对人物都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但我更多的是想把这6组人物的人生命运浓缩在一起。我觉得也不是写得厚才有厚度,只要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就足够了。这是我关于知识青年题材的第十本书,无数知青的人生故事,都汇聚到一个原点,这是知青的生命密码,必须要用心去读才能解密。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一本知识青年题材的长篇小说,更是一本人生之书。

 

记者:《客过亭》这个书名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叶辛:人世间是没有“客过亭”的,《客过亭》这个名字其实是我写这本书的真正意义所在。我今年62岁了,时不时会追忆往事,反思自己,感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一切都会输给时间,都是时间的过客。作家出版社的责编到上海,她跟我商量,这个书名不好卖,能不能改一下。我坚持用这个书名,我对他说,我一般签合同都是10万册起印,我可以放弃这个印数,订在3万册,我可以少拿些钱,但是书名我不能改。后来事实证明《客过亭》这个名字还是不错的,现在好几个地方都提出要来造这个亭子,还有家食品企业也想注册这个商标。

 

记者:您当过10年知青,在贵州生活了20年,您能描述一下最初上山下乡的日子吗?

叶辛:1969年3月31日,我们出发去贵州,目的地是修文县久长镇永兴村砂锅寨。在火车上两天两夜,我隐隐意识到我们到农村去是扎根一辈子,不会再回来了,但那时更多的想法就是一腔热情去接受再教育,年轻、虔诚,也很狂热,当然现在看来也有点盲目。那时候来到插队落户的知青点,茅屋里只容得下四张床,每天干农活,晚上回来后累得脚也不洗倒在床上便睡。也是从那时候起,开始写下了最初的一些作品。插队教会我用农民的眼光看待都市,这也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大的一笔财富。

 

记者:知青生活是不是对您的文学创作也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叶辛:知青生活让我积累了大量的写作素材。那时候农民们的日常生活激起了我对生活的兴趣,我开始习惯用农民的眼光留神节令变化,关心气候。生产队有时候会派我到贵阳买农具,我挤上火车,没有座位了就席地而坐,和周围的农民聊聊天气、收成。我有记日记的习惯,每天都观察和记录农村的大事小情。知青生涯对我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我所写的儿童文学题材、农村少数民族题材、知青题材,其实都和我的知青生涯有关。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您如何看待知青这个群体?

叶辛:我们年轻时,上海的人口是700多万,其中知青一共有110万,即使家里没有直系亲属,也有亲戚朋友当过知青。所以这个群体在上海特别大。我经历了上山下乡的整个岁月,插队的时间是10年零7个月,可以说做知青的时间是最长的。知青代表了一代人。我遇到过很多人,到了这个人生阶段,也许他有很好的职业当过什么官,或者做过什么企业的领导,但他一般不会拿出来跟你炫耀这些;但是哪怕他只当过一年的知青,他也会常常跟别人提起那段经历。这就是这一代人的特点。

 

文学是可以坚持一生的梦

记者:大部分读者都是通过《蹉跎岁月》知道叶辛,还有很多人知道《蹉跎岁月》却叫不出作者的名字,您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代人的生命记录,能否回忆一下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

叶辛: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因为《收获》杂志看上我写的一篇小说,让我回上海改稿子。我住在当时的作者宿舍,一些老编辑、老同志就问我在写什么,我告诉他们我的想法,他们并没有对我所说的表现出太多热情。但我觉得,创作就是要从生活出发,我只能从插队生活中汲取素材。我要写的小说就是《蹉跎岁月》。当时大部分知青刚刚回到城市,他们没有文凭,等待就业,生活不安定,情感也不安定。我写到了知青从农村回归都市后心理的变化。写完之后,小说在《收获》上发表,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后来拍成电视剧轰动一时。那段时期,正好有一批知青作家的小说出来,每篇稍微好点都会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记者:您觉得一辈子从事写作是件快乐的事吗?

叶辛:现在回想起来,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萌生了长大当作家的梦想,这件事至今我还觉得是十分值得珍视的。去插队后开始写作,1973年我第一次收到退稿信,那是个40万字的小说啊,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至今回忆起来还是历历在目。写作给了我快乐,但其实文学也有它苦恼的一面。我在贵州遇到一位老作者,当年我在《山花》杂志当主编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写稿,他对我说,在这样一个年代他之所以选择写作,就是因为我的人生经历鼓励了他。前几年他写了一部100万字的书,我看看也确实写得不错,但是他一点名气也没有,他说,我有时候想想自己写了这两本书,还不如写两个短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发一下的影响大。文学创作就是这样,有时候你觉得写得很好,但到了市场却一点反响也没有。但如果这是你的梦想,你就会为之付出努力,在努力的过程中享受快乐。

 

记者:您写了一辈子,您认为掌握了写作的窍门了吗?

叶辛:这么多年一路写下来,我的理解是,写作需要种种条件和素质,但勤奋创作、埋头苦干是最基本的。我初中时看了大量从别人家里抄出来的“毒草小说”,还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安娜·西格尔也芙娜求婚的那段故事,写成了短篇小说《沉重的时期》。早年插队落户时,只要有时间我就愿意坐在书桌前写作。现在我62岁了,几乎每天也都是临近深夜12点才睡觉,除了一些日常工作之外,时间都是在读书写作中度过。在写这本《客过亭》的时候,我每天从早写到晚,我仍是用钢笔手写,实际上还是蛮辛苦的。这个年龄,我写了50多部书,如果是换个封面再出也是可以的,而且多写一部、少写一部也无所谓,但实际上还是要写。而且每一个作家写一部新书时,都希望自己写得更好。

 

记者:您想过如果不写作,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吗?

叶辛:当知青时,人生也有几种选择,我记得有一年,公社通知我到发电技校去上学,但同时我也收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封信,希望我立即返沪修改我的一部长篇小说。最后我放弃了上学进城,选择了写作这条路。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想没有什么能让我放弃这件事吧。

 

记者:您在70年代开始出书,那时候也只是二十几岁。您觉得您那一代作家和现在韩寒他们这一代80后作家的差异在哪里?

叶辛:我们这代人张扬个性也不是不可以,但那个时代本身就不允许你张扬。我们年轻时,本身接受时代的教育,出名前编辑老师都要关照你,要夹着尾巴做人,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自大。而现在这代人没有人跟他们这样说话了。我们搞新概念作文大赛时我还在上海作协工作,韩寒就是那时候出名的,他肯定有他的才华和才气。最早我的书印到一百几十万册,但我也只是拿稿费,如果现在印到一百几十万册那收入就不得了了,不要说其他人,就是家长也都会为你担心,人有了经济实力后自我感觉会不一样。到现在,一晃十几年了,他们这一代也正在步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生活本身也在教育他们。当他们阅历增加,自然而然也会成熟起来。有的人放言他并不是搞文学,就是玩玩,我觉得你可以玩,但如果你一直在文学这条路上走下去,自然会有文学的规律,文学的规律跟其他领域的规律是不一样的,不是玩的问题了。

 

因为上海所以海派

记者:也许每个上海作家的眼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上海吧?

叶辛:我出生在一个城市平民家庭,上海是我出生的城市,也是我成长的城市。每个作家的写作都跟自己的人生密切相关,很多上海作家,比如陈丹燕,她是资本家家庭,从小住在静安寺附近比较好的弄堂里;比如王安忆,是进城干部家庭,对上海的感觉、感情自然是不一样,我只能说这也是上海的一部分。但是文学存在的任务,不是完全地复制哪一个家庭、复制哪一个阶层的生活,文学更注重的是展示人生和社会更深层的东西。

 

记者:那么您少年成长记忆中的上海是什么样子的?

叶辛:小时候我家住在上海市靠近文化广场的一条弄堂里。小学时我在中国小学读书,至今我仍认为这是世上最好的小学。初中时我家搬到南京路附近,紧挨着苏州河。当时的苏州河驳船簇拥、水流浑浊,每天清晨和黄昏,只要有空闲时间,我总是要走上5分钟的路,到河边去看看船民们怎么过日子。对我来说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岸上是繁华的大上海,但船民们好像跟这个城市并不相干。我还常去南京路,一边散步一边观察,看满街的大字报,听高音喇叭大声宣读首都来电。这是我从童年到少年时代对上海最深的印象。

 

记者:作为一个上海人,您在贵州农村也生活了很长时间,这种生活上的反差给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或者改变?

叶辛:19岁之前我生活在上海的弄堂里,完成中学的学业后就上山下乡了;从19岁到41岁,我一直在贵州,先是插队,后来是工作,这段经历也促使我成为今天这样的人,是20年的时间;现在我回到上海,差不多21年了。我对外国记者和外国搞中国文学研究的人常这样说,这是一种巧合。上海是大都市,而贵州直到现在都是经济上相对滞后的省份,这是一种两极的落差。我对那片土地有很深的感情,使得我学会了用两种目光关照世界,一是用上海时尚的、现代化的目光来关照偏远的乡村;反过来我也经常会换一个角度,用农民的眼光和视角来看大城市。当两个角度交汇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有东西可以写出来。比如《孽债》,就是用上海人的眼光来关照西双版纳,用西双版纳人的眼光看待上海,这本书展现的上海不是上海人的上海,而是出生在西双版纳的小孩子眼中的上海,他的爸爸、后母怎么看他,在他眼中就形成了他对上海的看法。

 

记者:这些年您在上海作协、文联和社科院文学所都担任过主要职务,您是怎么看待海派文学的发展和变化的?

叶辛:海派文学,其实也是要从人生的命运中展示我们这一代人所感受到的上海生活。有一位老朋友在读过《客过亭》后对我说,你这本书写得很好,有海派特色。一般人认为海派就是弄堂里的生活场面,是滑稽戏里表现的样子,是张爱玲在小说中创造的故事。但我认为海派不应该全是家长里短和弄堂文化,而应该写出上海人骨子里的东西。我小时候的上海不是今天的样子,那时候我就在弄堂门口的家具店里看到,20块钱就可以买4把紫檀红木的椅子,但那时候谁也不敢要,怕沾上资产阶级生活习气,所以我在《客过亭》里写到“文革”期间主人公得到一批书画,这样的情节发生在上海这个城市的特定时代,你会觉得非常自然、协调、合情合理,这也是海派文化的一种展现。
  作者:何玉新

(本文来源:天津网-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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